——訪我校數據恢復研究所所長張京生

雪白的墻壁，柔和的燈光，一塵不染的桌子上井井有條地擺放著各式各樣的精密儀器。一位身穿白衣、頭戴口罩的老先生正坐在桌前心無旁騖地用放大鏡檢查著什么，一旁除塵機發出“隆隆”的轟響聲，絲毫也無法打擾到他……

有人或許會問，這難道是一間手術室嗎？沒錯，這確實是一間手術室，但這間“手術室”卻又與眾不同，在這里受到“救治”的不是生命垂危的病人，而是那些瀕臨崩潰的數據存儲裝置；手術室中那位能妙手回春的老先生也并非治病救人的醫生，而是一位數據恢復專家，他便是張京生。

張老師與他的團隊共同建立了國內一流的數據恢復研究所。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搶救”了無數珍貴的數據，大到國家重要信息，小到學生電腦中的學習資料。在義務為四川省信息中心建設提供技術支持被媒體報道后，研究所“一炮走紅”，更多人都知道了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有一所技術水平位于全國前列的數據恢復研究所。

醫生與“病人”

所謂數據恢復是指由于各種原因導致數據損失時把保留在介質上的數據重新恢復的過程。即使數據被刪除或硬盤出現故障，只要在介質沒有嚴重受損的情況下,數據就有可能被完好無損地恢復。“但是這種可能性只有60%-70%，并且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據張老師介紹，每年研究所都會接受大量需要作數據恢復的“病人”，然而每個損壞的磁盤都有不同的“癥狀”，這需要工作人員事先仔細的辨別，并嚴格遵循恢復步驟，最后方能“藥到病除”。

對于一個要恢復數據的硬盤首先必須判斷它是物理損壞還是邏輯損壞：如果是邏輯損壞，那么就只需要利用數據恢復軟件進行恢復即可；但如果是物理損壞，例如硬盤磁頭脫落或者磁道被劃損等，這就需要經過研究團隊一起討論并配制需要恢復的磁盤物理配件，最后在“手術室”中由一到兩名專業人員在專業軟件和設備的幫助下恢復其所需數據。

每一塊硬盤在潔凈間中都是一位病人，而張老師就像一位老醫師認真負責地為它們診斷、動手術，有一些修復工作難度堪比動脈手術。“因為硬盤的構造是十分精密的，硬盤磁頭與磁道之間的距離僅為幾千萬分之一毫米，只要之間有一點灰塵就可能刮傷磁道導致數據消失”，張京生小心翼翼地撫弄著一塊硬盤，“同時每一個硬盤的磁頭都是特殊的，需要在市場上尋找同一批次與型號的硬盤，就像骨髓移植手術的配對程序一樣，需要花費大量精力與金錢，還不能保證百分之百能成功。”

盡管如此，每次有人或是單位向研究所尋求幫助，張老師都會竭盡所能地幫助他們進行硬盤修復，這更為研究所還有學校贏得了不少贊譽。

科技賑災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04秒，四川汶川遭受強震襲擊，大地顫抖，山河移位，滿目瘡痍，生離死別……隨著時間的推移，有越來越多的、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加入到救災行列中去。此時，張老師也在思考自己怎樣為災區恢復工作做點事情。

隨著救災工作的推進，災區的數據恢復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例如醫院的患者數據、企業的工作數據、政府的辦公數據乃至普通人的個人數據，等等，亟需專業人員進行恢復。張老師為此走上了“科技賑災”的征途。

在發動研究所全體成員的同時，張老師還親自向災區有關部門打電話了解情況，兩天時間，撥通了幾十個部門、單位的電話。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方聯系與協調，最終確定由我校數據恢復研究所義務提供指導，免費協助當地建立一個數據恢復中心。在張老師看來，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有利于提高數據恢復的效率；二是可以利用四川本地的高校、科研資源提升當地數據恢復水平，為未來做更充足的準備。“現在我們還經常和那邊交流，他們的水平也正在逐漸趕上我們，我們也緊張啊”，張京生老師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原來他們不能解決的問題，拿到我們這兒片刻間就解決了，而現在他們遇到的難題，我們也得皺皺眉頭才能搞定，甚至有時候還修復不了。”

就這樣，在張老師與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成百上千臺破損硬盤得以修復，搶救回來的數據資料更是不計其數，其價值無法估量。很快，張老師的努力也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2009年2月19日，由北京教育新聞中心聯合北京日報等12家媒體共同主辦的2008年“首都十大年度教育新聞人物”評選結果正式揭曉，張老師高票當選。

榮譽屬于整個團隊

我校數據恢復研究所一直為學校內部人員進行免費的數據恢復服務，例如一些教職工的課件丟失、機房電腦數據損壞、同學的電腦數據出錯，等等。

在談到有沒有“搶救”回來的病人時，張老師嘆了口氣擺了擺手：“去年，從梁福平教授那里得知湖南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的硬盤壞了挺長時間，一直都沒有修好。我想，這里面肯定有很多重要的資料，于是我立即請梁教授聯系毛澤東紀念館，并主動請纓希望能幫助毛澤東紀念館做好數據恢復工作。”可讓人感到非常的遺憾是，經過10余天夜以繼日地研討維修方案、精密搶修，最終還是沒能恢復好。“最后確實是因為硬盤‘外傷’太嚴重，盡全力也沒能修好。雖然這次沒幫上毛澤東紀念館的忙，但他們還是挺為我們這樣的行為所感動”，張老師充滿了歉意，“國家和學校為這個數據恢復研究所投入了相當大的人力與物力，我們應當盡自己的能力為社會做些實事兒。”

“研究所的建設更多是靠大家的功勞，我們是一個團體。”在采訪開始時，張老師反復和我們強調這一點，他并不希望榮譽被自己一人獨享。他如數家珍地向我們介紹了許多研究所的成員：老楊、老宋……很多人都在默默奉獻著，為數據恢復工作獻出自己一份力。雖然整個研究所成員不過也就十幾個人，但他們為社會、學校挽回的重要信息的價值無法估量。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像最初研究所剛成立時那樣“低調”，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屬于我校特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