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是中國傳統歷代選材取士的制度。雖然科舉制度有一定選賢舉能的作用，但官宦世家的干預、過于單一的選人標準等等，都成為了阻礙科舉發展，甚至后期阻礙整個國家發展的重要原因。
       在《儒林外史》中，我們耳熟能詳的范進，便是科舉制度下文人的典型形象。在中舉之前，范進的生活窮困潦倒，靠老丈人的救濟為生，被一眾親人和鄰居瞧不起，甚至連米也借不到。放榜那日，范進正在集市上賣母雞買米救急。尤其可突出范進之貧。但當中了舉后，似乎一天之間一切都變了:鄰居紛紛來送蛋送米，甚至送銀票、送房子。范進興奮不已，新晉舉人居然犯了“癲病”。短短幾個月，范進就從身份低微、缺銀少糧，成為了一個人人尊重，奴仆成群的“上等人”。一次考試便讓一個人、一個家發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而要通過這等考試，范進花了至少三十多年。事件中更為諷刺的便屬中舉前后人們態度的變化了。張鄉紳從對范進不屑一一顧，到登門拜訪、主動巴結。此種頗具戲劇性的態度轉變，讓整篇文章充滿了諷刺意味。質疑科舉的實際成效，諷刺社會的腐朽阿諛。
       而在《聊齋志異》中對于科舉的描寫，則更多表現在科舉考試的不公正性與該制度帶給讀書人的悲劇。葉生“文章辭賦，冠絕當時”，卻最終“困于名場”，郁郁不得志而死。這就深刻體現了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局限性。不懂變通，沒有多方面因素來選拔人才的測試，是選拔不出真正的人才的。又比如王子安，因為太過渴求考取功名以至于夢見報馬臨門，出盡了洋相。作者對于這些讀書人的描寫，既是諷刺，但更多的是對于他們的同情。
       《儒林外史》在諷刺科舉時多是通過批判故事中的具體人物從而影射批判整個科舉制度，通過他們日常生活的表現來反映科舉帶給社會的一系列問題。而《聊齋志異》則更多是通過夢境和志怪故事來敘述讀書人經歷的悲慘和不公，通過反襯等更為間接的手段來充分映射世人，頗具諷刺意味，以此揭露封建科舉制度的黑暗與腐朽。二者對于封建科舉制都是持一個批判與諷刺的態度，但方式方法有些許不同。它們通過不同的方式揭示了科舉制度的弊端，從而表達出對于百姓的同情與自身懷有的醒世原則、較強的社會責任感以及對于改革該制度的苗頭與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