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馮沅君，中國兩位二十世紀文學才女，其作品中的愛情敘事擁有各自顯著的特點。
       馮沅君具有知識分子顯著的特征。她拒絕舊時婚約，不滿舊式婚姻，最終和自己真正情投意合的人走到了一起。因此，他的小說多為短小精悍之作，其愛情敘事手法多語言犀利，大開大合，但具體到事件的描寫卻又細致入微。盡管是愛情敘事，但在其中仍保留著其對于社會不公的不滿與憤慨。另外，馮沅君在敘事過程中，十分注重心理描寫和語言描寫。在《隔絕》中，“身命可以犧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犧牲,不得自由我寧死”，其氣勢之磅礴，似乎與愛情二字毫無關系。但其后的“人們要不知道爭戀愛自由,則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又把主題拉回到愛情上來了。“你開始敢于握我的手,待走到了暢觀樓旁綠樹叢里,你左手抱著我的右肩,右手拉著我的左手”，對于約會的敘述生動且具體，回憶似乎近在眼前。這類敘述會讓整篇小說更為真實，也讓作者想要表達的觀點，想要陳述的論據更加有理有據。《旅行》中，男女主人公擁有自己的思想，“不顧他人異樣的眼光”，仿佛是肩負了某種偉大的使命似的，將愛情上升到了一個無比偉大的高度，氣勢宏偉充滿能量。批判社會對于愛情的挑剔與對自由戀愛的、對于女性的不公，宣揚對美好真摯愛情的追求，同樣批判虛假的、不堅守的愛情。而馮沅君的大部分作品皆有大篇幅的心理描寫與語言描寫，這也是其主要特點之一。
       而張愛玲的愛情小說，其風格語言同樣明快，但相比于馮沅君便顯得婉約許多。她善用口語寫作，其作品多是平鋪直敘，敘述彰顯得極為真實。但同樣的，張愛玲敘事所用語言精致且充滿小資氣息，她善用隱喻，其中充滿了女性對于不公的哀怨、對于人性的批判，多體現出女性在追求愛情中的悲情一面，相比于馮沅君的強烈情感表達，張愛玲便顯得冷靜許多。在《白玫瑰與紅玫瑰》中，張愛玲講述了佟振保與兩位女性的愛情糾紛。在充滿矛盾的主人公視角中，我們一步步的了解到了兩位女性，當然也包括主人公自己的人物形象與性格特征。在故事的發展過程中，我們仿佛看到了當時一個家庭真實的社會狀況。一支追求愛情不顧一切的紅玫瑰，一支傳統柔弱溫文和善的白玫瑰，代表了當時不同的兩類女性。“嬌蕊抬起紅腫的臉來，定睛看著他，飛快地一下，她已經站直了身子”，從這一刻開始，嬌蕊對于男主人公的愛情就已經開始坍塌，被拋棄的怨恨開始彰顯，對男主的懦弱、對社會不公的埋怨盡在文中去了。但張愛玲的作品，很少通過人物的心理或者語言，直觀的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情感，這些情感總是隱藏在厚厚的文字中了。而無線電播報，隱喻了“白玫瑰”偷情行為的暴露與終止，表現手法巧妙且有趣，也為整個愛情的將就與痛苦定下最終的基調。
       張愛玲與馮沅君，相同時期的兩位才女，都為女性文學的發展、為女性權利的維護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他們對于愛情的理解有所偏差，對于愛情的敘事手法也有所差異，但她們都向往美好的、真摯的愛情，這一點總是不會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