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報告旨在探討在國家基層治理現代化戰略背景下，如何通過青年人才的深度參與，構建一個可持續的“短期項目攻關、長期人才派駐”服務體系，以應對當前城市基層治理面臨的復雜挑戰。研究以濟南市花園南區某社區為調研對象，通過深度訪談獲取第一手資料，并對其進行系統性分析。
研究發現，當前城市社區治理正經歷從行政化末梢向民生服務核心的職能轉型，但面臨著“權責不匹配”、“小馬拉大車”以及“地緣社會”導致的居民自治困難等結構性困境。同時，青年人才參與基層治理的方式仍以淺層的、體力性的志愿服務為主，與社區對專業化、智力性“想法”的深層需求存在顯著脫節。
基于上述發現，本報告以“一老一小”項目為例，提出一套“短期項目攻關”實踐模型，旨在通過需求導向、專業適配的項目化運作，精準解決社區痛點，并在實踐中重建社區社會連接。在此基礎上，本報告創新性地構想了“長期人才派駐”的機制建設路徑，包括建立人才培養與職業發展通道、構建社區與高校的常態化聯動模式，以及完善政策保障體系。
本研究認為，通過將青年人才從“臨時性勞動力”轉變為“系統性智力資本”，能夠有效彌補基層治理的資源短板，推動居民自治的內生發展，并為青年人才自身提供寶貴的實踐與成長機遇，從而形成社區與高校、青年人才三方共贏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本報告旨在為相關政府部門、高校及社區組織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行動建議。
 
第一章 緒論：研究背景與框架
1.1 研究背景：國家基層治理現代化戰略的提出與實踐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從高速經濟增長向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轉型的關鍵時期，這不僅意味著經濟結構的調整，更要求社會治理體系的全面升級。在此背景下，國家將基層治理現代化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將其視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基石。在此之前，基層治理工作相對偏向行政化，但隨著近年來社會矛盾的復雜化和居民對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長，基層組織的角色正發生深刻轉變。特別是新冠疫情期間，社區居委會等基層組織憑借其直接觸達居民的獨特優勢，迅速成為民生服務保障、信息傳達與社會動員的核心樞紐。這一歷史性事件不僅檢驗了基層組織的應急能力，更清晰地揭示了其在常態化社會治理中的巨大潛能，促使其職能從單一的行政事務落實，向更加多元化、服務導向的民生服務平臺轉型 。
然而，這一轉型并非坦途。在快速的角色轉換中，基層治理中長期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也暴露無遺，例如資源的不足、能力的滯后以及機制的僵化。這為社會力量，尤其是青年群體的參與，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契機。青年作為社會中最具活力和創新潛力的群體，其專業知識、新思想和技術能力與基層治理的現實需求形成高度互補。因此，探索和構建一個將青年人才的短期實踐與基層治理的長期發展緊密結合的有效機制，不僅是響應國家戰略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決基層實際困境、推動社區內生發展的可行路徑。
1.2 問題的提出：當前基層治理面臨的挑戰與青年人才參與的潛力
盡管社會對基層治理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但根據對濟南市花園南區某社區的訪談調研，基層組織在日常工作中依然面臨著多重挑戰。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壓力，即各類上級部門的工作任務都最終需要由居委會這一最末端的組織去落實 。這種壓力不僅源于工作任務的繁雜，更在于人力資源的嚴重不足。受訪的社區負責人指出，一個僅有8至9名工作人員的居委會，卻需要管理多達5,000余居民，這導致了典型的“小馬拉大車”現象，使得基層工作人員長期處于超負荷運轉狀態 。
這種結構性矛盾的背后，是基層治理體系在資源配置與權力分配上的不平衡。居委會作為居民自治組織，被賦予了大量的行政事務，卻缺乏相應的執法權和資源調配權，這便是所謂的“權責不匹配”困境 。在這種情況下，青年人才的參與，如果僅僅是簡單的體力補充，顯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真正的突破口在于，將青年人才的參與模式從提供廉價勞動力轉變為提供高附加值的智力服務。他們能夠以創新的思維、系統的知識和對新技術的掌握，幫助社區優化工作流程、設計創新項目、解決復雜問題，從而有效彌補基層治理在管理能力、思想觀念和技術手段上的短板。
1.3 核心概念界定
為確保本報告的論述嚴謹性與邏輯一致性，對以下核心概念進行明確界定：

1. 短期項目攻關： 是一種以問題為導向、以項目為載體的實踐模式。其核心是在特定的時間周期內（如暑期、學期），由青年人才團隊針對社區面臨的某一重點或難點問題（如老年人心理關懷、電動車飛線治理等），運用其專業知識，設計并實施具有針對性、創新性的解決方案。
2. 長期人才派駐： 是在短期項目攻關成功的基礎上，將青年人才的參與從臨時性活動轉變為常態化、機制化的人才輸送與培養體系。這包括建立長期實習、兼職工作、科研合作等多種形式，旨在將青年人才的智力貢獻持續地轉化為社區發展的內生動力。

1.4 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報告的研究基于對濟南市花園南區社區負責人的深度訪談。該訪談以半結構化形式進行，旨在全面了解當前基層治理的現實狀況、居委會職能的演變、青年人才參與的現狀與痛點，以及社區對未來合作模式的期望與設想。訪談紀要構成本報告的核心數據來源 。本研究將通過對訪談內容的系統性歸納、提煉與深入分析，結合相關社會學和公共管理理論，構建一個符合實際需求且具有創新性的基層治理服務體系，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第二章 城市基層治理現狀：挑戰、職能與社會脈絡
2. 1居委會職能的演變與“權責不匹配”困境
在我國，居委會名義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的“群眾性自治組織”。然而，現實中其職能已遠超自治范疇，承接了大量政府部門下沉的行政性工作。在疫情之前，由于經濟發展是社會主要焦點，居委會的地位相對邊緣，居民認知度較低。但疫情爆發后，居委會迅速被推向了社會服務的最前沿，承擔了核酸檢測組織、物資分發、隔離管理等關鍵任務，其在民生服務中的核心地位由此確立 。
然而，這種快速的職能擴張并未伴隨著相應的權力與資源的同步增加。居委會雖然肩負著協調、組織、落實等重任，但其本身并非政府機構，不具備執法權。當面臨老舊小區改造、電動車飛線治理等需要多部門協作的復雜問題時，居委會往往只能扮演聯絡員的角色，而難以強制推動問題解決。這種“權責不匹配”的深層次矛盾，導致了基層工作效率的低下和基層工作者的巨大心理壓力。當各部門之間出現“該歸消防還是派出所”等權責推諉現象時，最終的責任和壓力仍舊由居委會承擔 。這種困境凸顯了在頂層設計層面理順居委會權責關系的迫切性，同時也為外部智力資源（如青年人才）的介入提供了必要性，他們可以幫助社區進行系統性的問題梳理和跨部門協調方案設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種職能上的短板。
2.2 基層工作中的“小馬拉大車”現象
基層治理的復雜性不僅體現在權責的不匹配上，更體現在其工作內容的繁雜與人力資源的嚴重短缺上。受訪的社區負責人形象地將這一現象概括為“小馬拉大車”和“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 。在日常工作中，居委會需要處理的事務包羅萬象，從基礎的行政業務（如低保申請、獨生子女費發放）到復雜的居民矛盾調解，再到黨建、宣傳和社區活動的組織，幾乎所有涉及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終都匯集到居委會這一末端執行機構 。
在這種高強度、多任務的工作模式下，基層人力資源的不足問題被放大。例如，一個居委會僅有8-9名成員，卻要管理超過5,000名居民，這使得工作人員難以對居民需求進行深度洞察，也無暇顧及創新性項目的策劃與實施。此外，這種“千頭萬緒”的工作模式還揭示了政府部門間的“豎井效應”（Silo Effect）。各部門往往只關注自身領域的任務下達，缺乏有效的跨部門協作機制，導致許多交叉性、綜合性的問題最終堆積到基層，使得居委會成為被動承擔所有壓力的“管道”。
下表系統性地梳理了訪談中提及的城市社區基層治理核心挑戰：

挑戰類型	具體表現	核心問題
職能困境	居委會是群眾自治組織，但承擔大量行政事務，無執法權	權責不匹配，導致行政效率低下
資源短缺	人力不足（如8-9人管理5000余居民），社區工作人員超負荷	小馬拉大車，無法滿足居民多元化需求
協作瓶頸	老舊小區維修、電動車飛線治理等需多部門協作，但存在權責推諉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系統性協作失效
社會脈絡	城市社區為地緣社會，居民關系疏遠，缺乏親緣約束和互助基礎	居民自治基礎薄弱，需要外部力量干預重建社區連接

 
2.3 “地緣社會”的治理挑戰：與“親緣社會”的差異及其對居民自治的深刻影響
城市社區治理的另一個深層次挑戰，來源于其獨特的社會結構。與鄉村以血緣、宗親關系為紐帶的“親緣社會”不同，城市社區本質上是一種“地緣社會”，居民之間因地理上的鄰近而共同居住，但彼此關系疏遠，互不熟悉 。這種社會結構的差異，對居民自治的實現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在鄉村“親緣社會”中，存在著一種強大的“面子約束”和人情關系，居民之間更容易形成共識，并在遇到困難時互相幫助，這為基層治理提供了天然的社會資本。相比之下，城市“地緣社會”則缺乏這種內在的連接和約束力。由于居民之間沒有血緣或熟人關系，組織開展社區活動變得困難，部分居民可能會因為缺乏“面子”的制約而表現出不配合甚至“無理取鬧”的行為 。
社區治理的最終目標是回歸居民自治，即讓居民成為社區事務的主體。然而，在城市“地緣社會”中，居民自治無法自發形成，而必須通過外部力量的有意干預來重建社會連接和信任紐帶。這意味著，任何旨在推動城市居民自治的項目，其核心價值不僅是提供服務，更在于充當一種“社會粘合劑”，通過共同參與、共同解決問題的方式，逐步建立起新的社區關系網絡，為居民自治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三章 青年人才參與基層治理的現狀與痛點
 
3.1參與形式的局限性：從“體力勞動”到“深度介入”的轉變瓶頸
目前，大學生參與基層治理的主要形式仍以淺層、臨時性的志愿服務為主。例如，幫助社區進行大掃除、發放宣傳資料等，這些活動大多屬于體力勞動范疇 。盡管這種參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基層人力不足的壓力，但其對社區治理的實質性貢獻有限。大學生通常很少有機會深入到政策落地、居民動員等更具挑戰性和影響力的治理核心環節。這種參與的局限性，一方面源于基層社區缺乏足夠的人力、物力資源去指導和管理大學生的深度實踐；另一方面，也與大學生本身對基層治理的復雜邏輯不熟悉有關 。
此外，大學生的政務實習通常傾向于政府機構，而很少能真正深入到居委會這種最基層的一線單位。這種現實情況使得大學生在校期間的實踐活動與未來社會治理的真實需求之間存在一個顯著的斷層，未能將校園內的專業知識與社會實踐進行有效對接。
 
3.2 專業匹配的缺失：短期興趣驅動與長效機制的脫節
當前的大學生社會實踐，多依賴于個人的興趣或高校安排的短期項目，缺乏一個將專業知識與社區需求精準匹配的常態化、長效化機制 。例如，一位學習心理學的學生可能在暑期參與了社區的宣傳活動，但其所學專業知識并未得到充分應用。這種“牛頭不對馬嘴”的實踐模式，不僅導致了資源的浪費，也使得學生難以在實踐中獲得成就感和專業認同，從而影響了其長期參與的意愿。
這種專業匹配的缺失，反映出高校的社會實踐體系與基層社區的現實需求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和機制脫節的問題。要解決這一痛點，需要建立一個雙向互動的平臺，讓社區能夠清晰地發布其專業性需求，同時也讓高校能夠根據學生的專業特長，精準地輸送人才和項目。
 
3.3 社區端的需求洞察：社區歡迎的是“想法”，而非“體力”
對濟南市花園南區社區負責人的訪談揭示了一個關鍵且深刻的認知轉變：社區歡迎和急需的是大學生的“想法”，而不是其“體力” 。這一觀點顛覆了傳統對大學生志愿服務的認知。社區負責人坦言，居委會成員在掌握新技術和新思想方面相對滯后，而這恰恰是大學生的優勢所在。因此，青年人才應該去做“我們能干的，社區不能干的”，并且要干“社區需要的” 。
這一轉變意味著，基層社區對青年人才的定位已從“臨時性勞動力”轉變為“潛在的智力資本”。訪談中還提到，社區通常有開展活動的儲備資金，缺的不是錢，而是富有創意和可操作性的想法 。這一發現為構建一個以智力貢獻為核心的青年參與體系提供了現實基礎和可行性。只要項目設計能夠有效利用學生的專業優勢，并精準回應社區需求，資金和社區配合度便不再是主要障礙。
下表對當前的青年人才參與模式與未來應發展的智力貢獻模式進行了對比：

維度	當前模式（體力勞動）	未來模式（智力貢獻）
參與目的	完成學分、獲取經歷、履行志愿義務	解決實際問題、應用專業知識、探索職業發展
核心價值	提供基礎勞務支持，緩解人力短缺	提供創新想法、專業方案、系統性解決方案
社區需求	臨時性的人力補充，應對緊急或繁雜事務	持續性的能力賦能，彌補管理和技術短板
項目形式	勞動、常規宣傳	心理疏導、策劃、新媒體短劇、數據分析
長期效應	缺乏持續性，對社區治理能力提升有限	構建可持續的知識和人才輸送機制，推動社區內生發展

 
 
第四章 構建“短期項目攻關、長期人才派駐”服務體系的路徑探索
4. 1體系構建的理論基礎
構建一個將青年人才短期實踐與長期發展相結合的服務體系，其理論基礎應建立在“項目化驅動”和“人才賦能”兩大核心原則之上。首先，“項目化驅動”意味著要將社區治理的復雜問題分解為具體、可操作的短期項目，這為青年人才提供了清晰的參與切入點和可衡量的成果。其次，“人才賦能”則強調青年人才的參與不應是單向的付出，而應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通過實踐機會反哺他們的專業成長和職業發展，從而形成可持續的內生動力。
 
4.2 “短期項目攻關”的實踐模型：以“一老一小”項目為例
社區負責人明確建議，可以以“一老一小”項目為載體，讓學生在其中展開調研、解決問題并建立解決機制 。這一項目方向具有極強的代表性和可行性，它精準地切中了城市“地緣社會”背景下居民關系疏離和家庭結構變遷所帶來的兩大核心痛點：老年人的精神孤獨和年輕家庭在子女照料上的難題。
4.2. 1項目設計原則
一個成功的“短期項目攻關”方案必須遵循以下三個原則：

1. 需求導向： 方案設計必須建立在對社區居民實際需求的深入調研之上，避免脫離實際的“復刻案例” 。例如，在項目啟動前，團隊需通過問卷、訪談等方式，了解社區老年人最需要的服務是心理慰藉還是防詐騙知識，兒童暑期最需要的活動是托管還是興趣培養。
2. 專業適配： 項目任務必須與青年人才的專業優勢緊密結合。例如，心理學專業的學生可負責心理疏導模塊，新媒體專業的學生可負責宣傳策劃模塊。
3. 可行性評估： 項目方案需要考慮到社區的現有資源。訪談表明社區不缺資金，但缺的是“想法” 。因此，項目設計應側重于創意和智力投入，而非大規模的資金消耗。

 
4.2.2 項目實施要點
在項目實施過程中，需要充分實現社區與高校青年志愿服務組織的交流與合作，進而設計方案。以“一老一小”項目為例，青年團隊可以設計以下具體的項目模塊：

1. 針對“一老”：

• 心理疏導服務： 由心理學或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針對“失獨老人”等特殊群體，設計一對一的心理陪伴或小組互助活動，緩解他們的孤獨感和心理壓力 。
• 防詐騙新媒體宣傳： 由新傳、設計等專業的學生，將枯燥的防詐騙知識轉化為生動的短劇、動畫或系列短視頻，通過線上線下渠道進行傳播，以更具吸引力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防范意識 。
• 健康知識科普： 由醫學、護理學專業的學生，定期開展健康講座和義診服務，普及常見疾病預防和護理知識。

1. 針對“一小”：

• 暑期托管與興趣班： 由教育、藝術等專業的學生，在暑假期間為社區兒童提供托管服務，并開設繪畫、編程、手工等興趣課程，解決雙職工家庭的后顧之憂。
• 親子社區活動： 策劃家庭趣味運動會、親子讀書會等活動，為年輕居民提供交流平臺，促進家庭關系和鄰里關系的融洽。

 
4.2.3 案例推演與雙重價值
上述“一老一小”項目不僅能夠直接解決社區的實際問題，其更深層的價值在于作為一種“社會粘合劑”，通過項目化的共同參與，來重建城市“地緣社會”中缺失的社會連接和信任。當居民們因為共同關心的問題而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項目目標，他們之間的關系將不再是簡單的“鄰居”，而可能成為新的熟人網絡。這種自下而上、由項目驅動的社區關系重建，正是實現居民自治的堅實基礎。
 
4.3 “長期人才派駐”的機制建設
構建可持續的“短期項目攻關、長期人才派駐”體系，其關鍵在于將短期項目的成功轉化為長期、常態化的合作機制。
4.3.1人才培養與職業發展通道的建立
成功完成“短期項目攻關”的優秀學生，應被視為社區的“人才儲備”。可以將他們轉化為社區的長期實習生或兼職項目助理，為社區提供持續性的智力支持，并讓他們獲得深入參與社區治理的機會。此外，高校應積極與相關部門合作，將社區工作經驗作為相關職業認證的加分項，也可將社區實踐納入綜合評價系統。這不僅能為學生未來的就業提供有力支撐，更能激發他們將基層治理作為長期職業方向的興趣。
 
4.3.2 社區與高校的聯動模式
要實現常態化的人才派駐，需要建立起穩固的“社區-高校”聯動平臺。具體而言：

1. 建立“社區問題研究專項基金”： 鼓勵研究生團隊以社區的實際痛點為研究課題，將畢業論文、科研項目與社區需求深度結合。
2. 共建“社區-高校人才孵化基地”： 由社區提供場地、項目需求和部分資金支持，高校提供師資指導和人才資源，共同孵化和落地創新治理項目。
3. 設立常態化的“社區需求發布平臺”： 社區可定期在平臺上發布其在環境整治、困難救助、社區更新等方面的具體需求，高校志愿服務組織可以根據自身專業特長進行“接單”，實現供需的精準對接。

 
4.3.3 政策支持與保障體系的完善
為了確保上述機制的可持續性，政府層面的政策支持至關重要。建議相關部門出臺激勵政策，鼓勵大學生到基層實習和工作，例如提供實習補貼、優先錄用權或相關落戶優惠等。同時，為社區提供必要的資金和政策支持，以保障其能夠設立專項資金來支持青年主導的創新項目，并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管理和評估體系。
 
第五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核心發現總結
本報告基于對濟南市花園南區社區的訪談調研，深入分析了當前城市基層治理的現狀與挑戰，并為青年人才的深度參與探索了一條可行的路徑。報告的核心發現如下：

1. 當前城市基層治理面臨著“權責不匹配”、“小馬拉大車”等結構性困境，以及“地緣社會”導致的居民自治基礎薄弱等挑戰。
2. 社區對青年人才的需求已發生根本性轉變，從傳統的“體力勞動”需求轉向對“想法”和“智力貢獻”的渴求。
3. 以“一老一小”為代表的“短期項目攻關”模式，能夠有效利用青年人才的專業優勢，精準解決社區痛點，并在實踐中重建社區社會資本。
4. 在此基礎上，通過建立人才培養通道、構建校地聯動平臺和完善政策保障，可以將短期項目成果轉化為長期、可持續的人才派駐機制，實現青年人才成長與基層治理發展的良性循環。

 
5.2 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發現，本報告針對政府、高校、社區和青年群體，提出以下多維度的政策建議：

1. 對政府部門： 建議從頂層設計層面理順居委會的權責關系，賦予其更多自主權；建立跨部門的協作平臺，打破部門間的“豎井效應”，減輕基層工作負擔；出臺具體可行的激勵政策，如實習補貼、就業優先等，引導青年人才投身基層。
2. 對高校： 建議將社會實踐深度納入教學體系，鼓勵學生以跨學科、項目化的形式參與社區治理；建立常態化的校地合作機制，將社區作為穩定的實踐基地和研究場域。
3. 對社區： 建議轉變觀念，將青年人才視為“智力合作伙伴”，而非“臨時志愿者”；設立專項資金，用于支持青年主導的創新項目；建立科學的項目評估和反饋機制，確保合作的高效性。
4. 對青年群體： 建議在參與社區治理前，進行充分的調研，了解居民的真實需求；在實踐中注重發揮自身專業優勢，從“體力”貢獻轉向“智力”貢獻，真正成為基層治理的“青年實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