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調研報告

一、引言

在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沖擊下，基層社區作為國家社會治理體系中最基礎、最前線的單元，被迫承擔起前所未有的重任與壓力，成為抗擊疫情的重要“前哨”。山東省濰坊市壽光市明珠社區作為圣城街道下轄的典型城市社區，不僅肩負著區域內居民日常生活管理與服務的職責，更在疫情期間展現出強有力的組織調度能力與群眾動員水平。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該社區迅速反應、積極作為，在物資統籌、防疫協調、居民安撫、隔離對接等方面發揮了中堅作用，有效支撐了整個轄區的運行穩定。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明珠社區不僅注重對內部治理機制的靈活調整，也積極探索與高校青年力量的對接路徑，為大學生提供了深入基層、服務社會的實踐平臺。
在本次調研中，我們通過對明珠社區主任助理劉均芝，社區網格員高建和參與社區工作的志愿大學生潘一諾的深度訪談，詳細了解了疫情前后社區治理職責的演變過程、基層工作人員面臨的現實困境，以及大學生在實際參與過程中的角色轉變與能力發揮，力圖還原一個真實、有溫度的社區治理圖景，并進一步探討大學生力量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嵌入方式與未來可行路徑，為推動“校社合作”機制建設和提升基層治理效能提供思路參考。

二、疫情時期的“前哨”實踐：從“傳聲筒”到“中樞神經”

訪談伊始，劉主任用“被推到臺前”來形容疫情初期社區居委會所承受的巨大壓力，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使原本相對平穩的基層工作瞬間變得緊張而復雜。在防疫最吃緊的階段，社區工作人員幾乎沒有明確的作息時間，從清晨五點開始協調防疫物資、安排出入口值守、對接各類數據統計，到深夜仍需處理居民的緊急事務，任務繁重且多線并行，涵蓋了送藥上門、代購生活必需品、組織核酸檢測、落實隔離措施、解答政策疑問等瑣碎但關鍵的工作，每一項都事關居民的基本生活與心理穩定。劉均芝坦言，這種幾乎是“全天候待命”的工作狀態，在極大考驗團隊執行力和耐力的同時，也重塑了社區在居民心中的角色形象。
疫情之前，很多居民對社區的認知停留在“貼通知”“辦手續”的行政層面，認為其是一個缺乏實質性服務功能的機構，距離感較強。而隨著疫情防控工作的推進，社區成為信息傳遞的第一通道、困難群眾的第一響應、資源分配的第一節點，這一系列變化使得“遇事找社區”逐漸成為群眾的本能反應，社區也從傳統的“任務接收者”向主動擔當的“生活主心骨”轉型。這種轉變不僅是工作內容的擴展，更是職能認知和公共信任的根本性重構，標志著基層社區在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中正逐步從幕后走向前臺，成為維護社會韌性與公共安全的重要力量。

三、后疫情時代的社區挑戰：職責更重，資源依舊稀缺

后疫情時代，雖然疫情的陰霾逐漸散去，生活回歸常態，但社區工作的壓力并未隨之減輕，反而在職責范圍和服務對象上持續“擴容”。王主任指出，許多在疫情期間臨時接手的事務如今被制度化，成為社區日常工作的組成部分。對孤寡老人的定期探訪、對困難群體的持續幫扶、心理健康問題的疏導干預、常態化的社區巡查與安全防控，這些曾是特殊時期的應急措施，如今都轉化為居民對社區治理的基本期待。然而，在居民需求持續增長的同時，社區的人員編制卻仍停留在疫情前的水平，日常事務依靠的依舊是那8、9名工作人員，面對龐雜繁重的任務，明顯人手不足，常常處于疲于應對的狀態。
大學生潘一諾將當前的社區工作形象地比喻為“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指出了自上而下工作任務分配與基層執行之間的錯位矛盾。來自各級職能部門的通知、指標、檢查不斷下沉，形成多頭管理、層層加碼的工作現實。比如在推進老舊小區改造、電動車停放治理、架空線纜整治等具體事務中，往往需要多個職能部門協同推進，但由于缺乏清晰的權責劃分與高效的聯動機制，社區只能充當“中間協調人”，最終常陷入推諉扯皮的困局，既影響效率，也挫傷了基層治理的積極性。
劉均芝進一步解釋了城市社區治理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即“陌生人社會”的現實挑戰。在大多數城市社區，居民之間關系相對松散，缺乏傳統熟人社會中的天然信任與互動基礎。這種社會結構導致社區在推動鄰里協商、化解居民糾紛、發動群眾參與等方面面臨極大難度。社區工作人員在處理矛盾時常常無法依靠人情維系，只能憑借職業操守與個人耐性進行調解，但往往不僅得不到理解，反而遭遇誤解乃至惡語相向，情緒壓力與心理負擔顯著加重，造成了極大的職業消耗。在治理體系日益復雜、任務邊界不斷外延的背景下，社區正承受著超出其承載能力的多重壓力，如何在有限資源下實現精細化服務與有效治理，成為亟需破解的現實難題。

四、大學生參與基層治理：從“出力”到“出主意”

在當前基層治理面臨資源緊張、人手短缺等現實困境的背景下，大學生群體的參與被越來越多地視為一股具有潛力的“外援力量”。劉主任坦言，早期的大學生志愿服務更多停留在形式層面，任務多為簡單重復的勞務型工作，如張貼宣傳海報、清掃街道衛生等，容易陷入“走個過場”的“臨時工”狀態。這種淺層次的參與，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力緊缺問題，但難以觸及社區治理的深層需求。相比之下，真正能夠為社區治理帶來助力的，是那些能夠“補位”的青年參與者——不僅能協助完成日常事務，更能以其所長彌補社區在專業知識、治理理念和服務方式等方面的短板，注入新的活力和創新思路。
作為親身參與者，大學生潘一諾分享了自己的成長過程。他坦言，初到社區時面對復雜的事務和陌生的環境，常有“無從下手”的困惑，但通過不斷地實踐和交流，他逐漸融入了社區，甚至被大爺大媽們邀家共餐，逐步建立起信任關系。這種從旁觀者到參與者、從“干雜活”到“提建議”的轉變，不僅讓他感受到自身價值被認可，也深刻體會到基層治理背后所蘊含的人情溫度與現實挑戰。這種“從出力到出主意”的角色變化，不僅提升了大學生本人的社會責任感和公共意識，也進一步彰顯了青年群體在現代社區治理體系中的獨特作用與不可替代的價值。
隨著社區治理逐漸走向精細化、專業化，單一的人力投入已難以滿足復雜多樣的治理需求。而大學生憑借其較強的學習能力、跨學科知識背景和開放的思維方式，正好可以在政策宣傳、社會調研、活動策劃、居民溝通等多個環節發揮積極作用。關鍵在于，如何搭建起制度化、長效化的合作機制，真正實現青年與社區的雙向賦能，讓“青春力量”不僅止于一時助力，而能成為基層治理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支撐。

五、大學生參與治理面臨的“接入困境”

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大學生群體的參與仍然面臨一系列復雜而現實的障礙，制約了其在基層治理中潛力的真正釋放。劉均芝指出，最突出的問題是時間與資源的錯配。大多數大學生通常只在寒暑假期間集中參與社區工作，受限于時間短、周期緊的現實，他們很難在有限的實習期內全面了解社區的運行機制與治理邏輯。這種“短期進入、快速退出”的模式，導致很多項目缺乏足夠的時間沉淀與深入實施的基礎，難以形成可持續的影響力。
其次，專業能力的不匹配也嚴重影響了工作實效。許多學生并未接受過系統的社會工作、心理咨詢、公共傳播等相關專業訓練，面對基層復雜的社會關系與具體事務時顯得力不從心。甚至在一些基本的辦公和溝通技能上，也需要社區投入額外的時間和資源進行培訓。這不僅延緩了工作的推進節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區原有管理人員的負擔。
此外，由于缺乏穩定、常態化的運行機制，大學生的參與很難形成經驗積累和制度傳承。每一批學生“來來去去”，信息、經驗和教訓往往隨著人員流動而中斷，社區不得不在每輪接納新成員時重新進行培訓和適應。這種高頻重復的磨合過程，不僅降低了效率，也稀釋了高校與社區之間原本可以逐步建立起來的信任基礎和協作默契。
潘一諾也坦言，信息不對稱亦是阻礙大學生深入參與社區治理的關鍵因素。大學生往往對社區實際需求缺乏了解，不清楚從何處著手，而社區則對學生的專業能力、興趣方向和可參與程度同樣了解有限，雙方很難實現精準匹配。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存在合作意愿，也常常因溝通渠道不暢、需求對接不清而難以推進。缺乏一個專業化、制度化的“中介平臺”來協調和撮合雙方資源，直接導致大量有熱情、有能力的學生找不到合適的參與入口，而社區也無法有效調動和利用這股寶貴的青年力量。

六、大學生參與基層治理的未來方向與落地建議

面對上述挑戰，劉主任提出了未來深化高校與社區合作的三個發展方向，旨在突破當前大學生參與基層治理中的瓶頸，提升其實際效能與可持續性。首先，應充分發揮大學生的專業特長，將專業能力切實轉化為社區治理的有效資源。心理學專業的學生可以參與社區居民的情緒疏導、心理咨詢及專題講座，協助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新聞傳播類學生則可參與社區宣傳材料的策劃與制作，開展融媒體內容創作，如拍攝短視頻、運營公眾號等，增強社區信息傳播的專業性與吸引力；法學專業的學生能夠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協助開展普法宣傳，推動法律知識在社區的普及；而教育類學生則可投身于青少年的課業輔導、親子關系建設和家庭教育指導等服務，進一步完善社區的教育支持體系。
其次，合作模式也應尊重并激發學生的個人興趣與創造力。社區鼓勵學生將自身的興趣愛好與社區實際需求有機結合，將原本“個體化”的技能轉化為“公共性”的治理資源。例如，擅長視頻剪輯的學生可以參與制作黨建主題短劇，提升黨員教育的互動性與感染力；熱愛寫作的學生可以承擔社區公眾號撰稿、專題欄目的編撰任務，記錄社區故事、傳播治理經驗；掌握人工智能或編程技能的學生則可協助社區優化信息管理系統，開發小程序或數據工具，提升社區事務的數字化管理水平。通過這種方式，學生的個人發展與社區服務目標實現了雙向賦能，不僅增強了學生參與的積極性，也為社區注入了創新活力。
更為關鍵的是，需要從機制層面推動合作的制度化與常態化。未來在引導大學生深入社區實踐時，應優先將實踐資源投入到人手緊缺、治理任務清晰、需求導向明確的社區，實現精準匹配與有效供給，避免資源浪費和低效投入。同時，建議建立長效的“接續機制”，推動高校與社區之間構建穩定的合作關系，在組織架構、工作流程和項目管理等方面形成可持續的運行模式。通過建立學生“接力式”實踐制度，每屆參與學生可以在前人基礎上延續和深化項目成果，促進知識與經驗的系統積累，逐步實現從“臨時支援”向“協同共建”的轉變，真正推動大學生力量在基層治理中發揮長效價值。

七、構建更有溫度的社區治理生態

在訪談的尾聲，劉主任深情地描繪了她對未來社區治理的愿景：“我們希望居委會不再只是一個‘任務接收站’，被動地完成上級交辦的事項，而能夠真正轉變為居民信賴的服務中心，是大家遇到問題時愿意主動走進來的地方。”她同時寄語高校青年群體，希望他們的參與不僅僅停留在“幫忙”層面，更應以真正的責任感和專業能力積極“補位”，在社區治理中發揮實質性作用，以行動回應時代的召喚。
調研組認為，疫情不僅是對我國基層治理體系的一次全方位“壓力測試”，也為高校青年群體提供了深度參與社會治理的現實場景與成長機會。在應對突發事件與社會變革的過程中，青年力量的介入顯得尤為關鍵，不僅帶來了新的理念、技術與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區治理觀念與模式的轉型。若能進一步打破體制邊界，搭建起緊密、平等且可持續的“校社合作”平臺，讓高校與社區形成制度性對接與長效合作機制，將有望推動基層治理體系向更高質量、更有韌性、更具人文溫度的方向發展。
同時，這種合作機制也為高校的人才培養注入了更加鮮活的實踐維度，使學生能夠在真實的社會場景中錘煉專業技能、提升綜合素養、深化社會認知，真正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社區成為大學生成長的“第二課堂”，而高校青年也逐漸從“旁觀者”轉變為“建設者”，在服務社會的過程中實現自我價值。最終，社區與高校之間的雙向賦能，不僅促進了治理效能的提升，也培育出一批具有公共精神與社會責任感的時代新人，共同繪就一幅更有溫度、更具生命力的社區治理新圖景。

附錄

社區基本信息

明珠社區位于山東省濰坊市壽光市圣城街道，是一個管理規范、服務完善的城市社區。辦公地點設在明珠御園物業服務樓，服務熱線為55998592。社區地理范圍為：東至正陽路，西達銀海路，南起益城街，北至建新街。
社區內部設有“一站式”服務大廳、黨員電教室、娛樂活動室、志愿者服務中心、居民議事室等多種功能場所，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務。社區堅持以黨建為引領，全面優化網格劃分，實現小區黨組織全覆蓋，深入推進“織網·扎根”行動，積極引導居民廣泛參與社區事務，營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圍。
在物業管理方面，推行“紅色物業”治理模式，通過“雙月點評”與“書記巡查”相結合的方式，持續提升服務質量。為促進鄰里和諧，社區聯合小區黨支部、調解隊、公益律師等組成“矛調小分隊”，有效化解居民間矛盾糾紛。在安全管理上，常態化開展消防檢查、應急演練等活動，不斷增強居民安全意識和應急能力。
明珠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牟芳，始終堅持“一心為民”的工作理念，帶領團隊用心服務居民、用情建設社區，贏得了轄區群眾的廣泛認可和一致好評。

訪談記錄

時間：2025年7月
地點：山東濰坊市壽光市明珠社區黨群服務中心
受訪人：  
劉均芝（明珠社區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助理）  
高建（社區網格員）  
潘一諾（參與社區實踐的大學生，鄭州大學計算機專業大三）
采訪人：某高校社會工作專業調研小組
1.疫情期間的基層組織“前哨”角色
采訪人：疫情期間，居委會承擔了哪些工作，居民對居委會的看法有沒有變化？
劉均芝：可以說，疫情把我們“推”到了臺前。在疫情爆發最嚴重的時候，居委會幾乎成了全社區的“中樞”。我們每天凌晨5點就開始調度物資、安排人員值守，晚上常常要加班到十一二點。居民有什么困難，我們得第一時間解決，包括送藥、買菜、核酸、隔離對接等等。
高建（網格員補充）：當時我們三個人負責一個網格，大概700多戶，電話打不完，腿跑斷，幾乎沒有一天是空閑的。那個時候，居民開始真正意識到：居委會不只是發通知貼海報的，是真正“管用”的地方。
劉均芝：疫情之前，其實很多人對我們的角色認知模糊。很多居民覺得我們就是“傳聲筒”——替街道下達任務。可現在不同了，居民遇到什么事情，第一反應就是“找社區”，這本身就是我們職能認知上的一次重大轉變。
2.基層治理現狀：重責在肩，能力與資源雙重挑戰
采訪人：現在疫情過去了，居委會的工作是否輕松了一些？
劉均芝：不但沒輕松，反而更重了。原來很多工作疫情期間我們臨時接手，后來都“留”了下來。比如孤寡老人的關愛服務、困難群體幫扶、社區衛生巡查、心理健康輔導、還有各種黨建引領活動……居民的期待越來越高，但我們還是原來的那8、9個人。
高建：有時候我們調侃，居委會就是“兩頭堵”，每個部門下來的文件、每個指標、每次檢查，最后都落到我們頭上。尤其是老舊小區改造、電動車亂停放等問題，不是我們一個居委會能單獨解決的，還得聯合城管、街道、物業、公安、消防。但這些部門之間的聯動效率不高，誰來牽頭、誰有執法權，經常扯皮。
劉均芝：而且城市社區不像農村，村里是熟人社會，有人情關系來維系。我們這兒屬于典型的“地緣社會”，居民彼此之間不熟悉，有些人根本不愿意參加活動。比如有一次我們組織社區調解，一方態度很強硬，說話非常沖，甚至罵我們偏袒。你說我們連執法權都沒有，只能靠耐心溝通，真的非常難。
3.當前大學生參與治理面臨的難題
采訪人：那目前大學生參與社區治理還面臨哪些障礙？
劉均芝：資源與時間錯配。大學生普遍只在寒暑假來，時間短，了解不深。我們好多工作不是幾天能搞清楚的，真正能“落地”的項目太少。還有專業不匹配。很多學生不是社工類、心理類、新聞類的，有些“做不下去”。有的來實習，卻連Word文件格式都不會改，工作交接就很麻煩。而且每次來的是不同的學生，之前的經驗不能沉淀，跟“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似的。
潘一諾：我覺得還有一點是信息不對稱。我們不知道社區到底需要什么，社區也不知道我們能干什么。這中間缺乏一個媒介平臺。很多時候我們想參與，但不知道該怎么接入。
4.大學生參與基層治理的未來方向
采訪人：那未來，大學生參與社區治理，有哪些可行的方向？
劉均芝：總的來說，我們是非常歡迎你們來社區實踐的，但我們的期待不是你們來‘搶活’，而是希望你們能做到‘干社區干不了的，干社區需要的’，真正實現‘補位’而不是‘替位’。每一位同學都可以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比如，學心理學的可以參與老年人心理疏導、開展社區心理講座；學新媒體、新傳的可以幫我們設計宣傳方案、做活動文案、拍短視頻，讓宣傳更有溫度、更有傳播力；法學專業的同學可以設計通俗易懂的普法宣傳材料，還能協助開展法律咨詢與調解；教育類的學生則可以參與青少年的課后輔導，組織親子溝通的工作坊，真正解決家庭中的實際問題。
當然，除了專業能力，我們也希望你們結合自己的興趣去參與社區治理。比如有的同學喜歡剪輯視頻，那就可以幫我們拍攝黨建短劇，而不是千篇一律地念稿子；喜歡寫作的同學可以嘗試寫社區專欄、撰寫電子簡報，讓社區聲音被更多人聽到；還有些同學有編程或AI技術，那就能幫我們優化居民信息管理的表格系統，大大提升工作效率。你們的加入，不只是完成一項任務，更是給社區帶來了新思路和新工具。
但想讓這些工作真正落地，還需要有針對性的策略。首先，你們的團隊在選擇社區時，應該優先考慮那些資源薄弱、人員緊缺的地方，這樣‘供需’才能精準對接，才能真正起到幫扶作用；其次，千萬不要一來就急著做項目，要先深入了解居民的真實需求，別‘自說自話’地開展工作，不然效果很有限；最后，我們也建議學校和社區之間建立起一種長期的合作機制，比如每年固定安排學生團隊接力參與，讓好的經驗得以傳承，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5.結語
采訪人：謝謝各位的分享。最后，請您談談對未來社區治理的愿景。
劉均芝：我最希望的是，居委會不再只是“任務接收站”，而是居民真正信任和依賴的生活“服務站”。同時，也希望年輕人、特別是你們這些大學生，能把自己的專業、興趣、熱情真正帶到社區來，讓基層治理更有智慧、更有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