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往往藏在家長里短的糾紛、商事往來的矛盾中。7月12日，煙臺理工學院文法學院垚垚致遠社會實踐隊，在吳淑霞、張樂樂等四位法學老師的帶領下，走進山東正昀律師事務所，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探尋律師視角下基層矛盾化解的密碼，為響應黨中央“健全社會治理體系”要求積累鮮活實踐素材。


剛步入律所，負責人曲主任便帶著實踐隊員直奔會議室。“現在民商案件越來越多，法院立案要排隊、審理要耗時，當事人耗不起也等不起。”曲主任一開口，就點出了調解的現實價值。他結合律所 處理的一起商事合同糾紛案例：兩家企業因貨款支付問題僵持不下，若走訴訟程序至少要半年，最終通過調解，僅用兩周就達成還款協議，既保住了企業間的合作關系，也避免了司法資源的浪費。


從西周專司和解的“調人”，到被贊為“東方一支花”的現代調解，再到美國95%案件通過ADR機制在審判前化解、《新加坡調解公約》構建國際執行框架，曲主任的講解讓隊員們看到調解跨越古今中外的生命力。但他話鋒一轉，也道出了現實難題：線上調解時，屏幕阻斷了情感傳遞，當事人容易抵觸；線下調解雖能拉近距離，卻受地域、時間限制，協調成本高；還有些當事人覺得調解是“和稀泥”，擔心權益受損而拒絕配合。這些困境，讓隊員們對基層調解的復雜性有了更直觀的認知。

在專業交流環節，律所律師們揭開了調解的“底層邏輯”。“當好調解員，光懂法遠遠不夠。”曲主任強調，調解員得是“多面手”——既要用法律知識厘清權責，像尺子一樣量準是非邊界；又要會做心理疏導，幫當事人撫平情緒波瀾；還要有高超的溝通技巧，在對立雙方間搭建起協商的橋梁。有律師舉例，曾處理過一起鄰里噪音糾紛，一開始雙方劍拔弩張，他們先分別傾聽訴求緩解情緒，再用《民法典》中相鄰權的規定講道理，最終促成雙方達成作息約定，實現“鄰里和”。


實踐結束后，隊員們感觸頗深。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國不能成為“訴訟大國”，要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和疏導端用力。此次探訪讓大家真切體會到，調解不僅是化解矛盾的手段，更是一種治理藝術。從“楓橋經驗”到國際調解實踐，調解始終在適應時代需求不斷演進。隊員們表示，今后會把專業所學與基層實踐結合，以青春之力助推“天下無訟”的美好愿景，讓法治光芒照亮基層治理的每一個角落。